農村剩男恐慌 一女“難求”令人堪憂！
中國青年報：曲周縣李于子口一位40多歲的熱心婦女告訴記者，臨近各村以至臨近各縣都是如此——這兩年每個村都有20多個找不著對象的小伙子，“條件還都不差”。 冀南農村普遍出現的“找媳婦難”，已不僅僅是讓父母和本人頭疼的“家務事”。 有雞澤縣趙莊村村民告訴記者：“我們村支書和村主任一開會就為這事發愁！”而當一位雞澤縣的婦女向曲周縣的朋友打聽是否有適齡姑娘的信息時，這位朋友立刻笑著“警告”她：“你可不能挖我們村的墻角啊！” 有媒體報道，隆堯縣更有村委會向所有村民承諾：只要把女兒嫁到本村，獎勵2000元；只要把本村或外村的女青年介紹給本村的男青年，獎勵介紹人1000元。 記者發現，由于“找媳婦難”引發的專業媒人不擇手段謀利、女方對彩禮“獅子大張口”，以及暴露出來的農村傳統婚戀觀念令人堪憂。 四五個小伙子排著隊跟同一個姑娘相親 “19歲時，對于相親找對象，感覺就和看偶像劇一樣——要找個自己喜歡的‘女神’。” 館陶縣農村青年李建國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1987年出生的他“相親史”始于19歲。 后來由于20歲外出打工，婚姻大事被暫時“擱下”。4年前，24歲的他在父母的催促下返鄉加入相親大軍。此時李建國發現，與7年前已經不同，這兩三年間在農村找個媳婦已非易事。 經過4年“幾十次”相親，27歲的他如今再也不敢奢望“女神”。 比李建國小兩歲的妹妹如今已是一個6歲孩子的媽媽了。“現在我找媳婦的基本要求就是——女的。”他強調，“只要女方不挑我，我肯定不挑女方。” 曲周縣25歲的農村青年郭威，面對記者“對另一半有什么要求”的問題時，一臉嗔怪地反問：“現在還能輪到男方挑？” 這兩年，冀南農村的女青年可謂“不愁嫁”。“今天離婚帶著孩子回娘家，明天就有小伙子和媒人登門提親！”采訪中，有多位邢臺、邯鄲一帶的農民這樣告訴記者。 媒人安排四五個小伙子依次和同一個姑娘相親，在邢臺、邯鄲一帶農村已是“見怪不怪”。李建國告訴記者：“我和姑娘聊了會兒，想問她要個電話號碼，她卻說等跟后邊的小伙子都見完了再說！”對于這樣的相親，李建國坦言：“感覺像是求職面試！” 邯鄲、邢臺一帶農村，大部分青年在外打工，每年打工青年返鄉過春節時，是農村青年見面相親高峰期。而去年臘月，郭威只和一個在北京打工的女孩見了面；今年正月一次親也沒相到。 “根本就找不到可以相親的女孩兒！”他無奈地表示。 為什么最近兩三年當地男女比例出現如此差距？ 其實，“媳婦難找”早在郭威讀村小時就已初露端倪。“我們一個年級一個班。”他回憶說，班里30多個學生中，“男生是女生的兩倍還多”。 有農民告訴記者，當地農村計劃生育政策規定：第一胎為男孩的夫婦是不允許生二胎的，而第一胎是女孩的還會允許生二胎。在他看來，正是這樣的政策導致了如今農村人口出現男女比例失衡。 一名曾在雞澤縣小寨鎮計生部門工作過的人員告訴記者，因為需要干農活，加上重男輕女觀念的影響，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很多人偷偷對胎兒做性別鑒定。“一查出來是閨女就做流產了，這一撥凈小子。你打聽吧，哪個村都是！” 對于農村“找媳婦難”的成因，一些在外打工的男青年則補充說：由于收入、房子等現實問題，男青年很難在打工的城市中解決戀愛婚姻問題，出外打工的女青年則多了在城市結婚成家的選擇。 邯鄲市廣平縣人民法院呂善平法官告訴記者，如今“找媳婦難”已導致農村一些地方早婚現象重新“抬頭”。曲周縣李于子口村黨支部書記李文芳也對記者證實：“在當地，男方超過25歲，就意味著找對象更難了。” 已進入“危險區”的郭威還有一個大他兩歲的哥哥沒結婚。“一家四口人整天就為這事唉聲嘆氣！”由于找不著媳婦，郭威家所住的村子這兩三年每年僅有一兩家辦喜事。去年一年，30多個適齡未婚男青年僅有一人成功“脫光”。
18個媒人同說一門親 這兩三年，隨著冀南農村男青年找媳婦越來越難，專業媒人開始活躍。 跟之前由親戚、鄰居、朋友等為未婚男女幫忙牽線的媒人不同，郭威告訴記者，專業媒人就為掙錢！ 每次被媒人帶著相親，郭威都會往兜里裝上2000元。“只有這樣才能‘不拉底’！”除了給見面的女方買點瓜子糖果，還要給媒人買煙、請媒人吃飯，給媒人50元到100元的“電話費”等。“甭管成不成，相一次親就要1500元左右。” 郭威在鄰近村當“焊工”，月收入不過3000多元。“相一次親半個月收入就沒了”。 館陶縣青年許海寧調查發現，如今的相親，多數并不是一個專業媒人在組織。一個媒人通常還會少則叫上三四個媒人，由這三四個媒人帶著相親的男青年去和他們聯系的女青年相親。很多時候，一些媒人并沒有聯系相親女青年，也會跟著“湊數”吃飯和領取手機話費等錢物。“媒人之間，你這次叫上我，我下次就叫上你！”許海寧一個朋友結婚時為了“謝媒”，每個媒人給1000元，一共給了1.8萬元。“18個專業媒人同說了這一門親！” 對于類似的“規模”相親，館陶縣農村青年李建國已。他第一次這樣規模的相親是“前年臘月二十一”。當天一大早，3個媒人就主動上門說要給他介紹對象。“誰家有未婚男女這樣的信息，在媒人中間流傳得很快”。 媒人告訴李建國父母，南邊村、北邊村有好幾個姑娘呢！李家剛剛詢問“怎么去”，就有媒人拿出電話回答說：找個車吧！很快，一輛面包車就拉著李建國與3個媒人出發了。 “到了南邊的村，先找了這個村的媒人。”李建國給4個媒人一人一包10元的煙。誰知媒人不領情，他們嫌這煙太孬，說現在不流行這煙了，問他要另一個牌子的更貴的煙，李建國只得又去換煙。給相親的女方家買了水果和糖果后，一進女方家才得知：來得不巧，姑娘出去玩了，不在家！ “這時媒人跟我說：不要緊，北邊村還有。”小面包車拉上幾個人又直奔北邊而去。到了村里，李建國又先給北邊村的媒人買了一盒好煙。 這一天，不包括那個沒見到的姑娘，李建國一共和3個姑娘相了親。“車錢花了230元左右，請六七個媒人吃飯花了差不多400元，買煙花了100多元，加上給女方家買的水果和糖果，一天下來就是1000多元。” 4年相親幾十次，李建國發現不僅專業媒人以此謀利，甚至一些出租車、飯店、煙攤和媒人一樣，掙的就是相親的錢——每一撥媒人組織相親，都會找固定的車；媒人收到好煙后，自己也不吸，而是再賣回煙攤；就連飯店的服務員看到小伙子請媒人來吃飯，也可著勁兒推薦價格較貴的“特色菜”。 錢沒少花，相親效果卻差強人意。李建國一天見的那3個姑娘，一個也沒成。他告訴記者：“媒人只顧掙錢，甚至連相親的這倆人是否般配都不關心！” 明知難有結果，但李建國還是會在父母的強烈要求下，不時由媒人帶著去相親。“父母擔心駁了媒人的面子，就沒人再給介紹了。” 因為拒絕這樣的相親，都快到而立之年的他還挨過母親的打。 彩禮要“三斤三兩”，男方父母不能超過五十歲 同為80后的崔博和許海寧，大學畢業后回到家鄉館陶縣，在工作之余，兩人在縣城成立了“茨花青年影視工作室”。 截至目前，他們拍攝的六部作品中，2013年推出的《恐婚時代1》和《恐婚時代2》在互聯網上最受歡迎。“《恐婚時代1》的點擊量達到20萬，《恐婚時代2》更是在100萬左右。” 崔博告訴記者，這兩部反映農村男青年“娶不著媳婦”和“娶不起媳婦”的影視作品之所以引關注就在于其“接地氣”。 《恐婚時代2》中，女方向男方提出索要“新三金”作彩禮。“‘新三金’可不是金項鏈、金戒指和金耳環。”許海寧介紹說，“新三金”就是三斤100元面值的人民幣。在劇中男方年邁的父母將100元面值的人民幣，一張張用水浸濕，然后在用抹布擦干，為的就是過秤時，使人民幣能更“壓分量”，而又不被女方發現。“這些情節都來自真實生活，而故事的主人公也都是有原型的”。 有農民告訴記者，一般三斤重的百元面值人民幣約有十萬元。 由于“找媳婦難”，導致冀南農村娶媳婦越來越貴。 2012年，由于女方提出3萬元彩禮的要求，導致曲周農村青年張嘉最終和女友分手。“當時，曲周的彩禮錢也就是1萬6千元。”時隔不到兩年，娶媳婦的彩禮錢已漲到了5萬元。 記者采訪時發現，借著結婚向男方索要錢物的花樣可謂不斷翻新：彩禮“萬紫千紅一點綠”:萬紫是一萬張5元的，千紅是一千張100元的，一點綠不是翡翠就是玉；彩禮“一動不動”：“動的是小汽車，不動的是二層樓”；彩禮“萬里挑一”：訂婚時男方就要給女方一萬一…… 不僅索要錢物，而且還對房子、汽車，甚至對男方父母年齡都提出了苛刻的要求。 “有的女方提出房子必須是緊鄰主要街道，小胡同里邊不行！”有農村青年告訴記者，因為家里有車的話小胡同里車過不去。 女方要求到縣城買房子，成為這一兩年間邢臺、邯鄲一些縣城房價上揚的主要原因之一。“去年年初還每平方米2000元呢，今年就3000元了！”有館陶男青年表示。 “一團院、二層樓、彩禮就要三斤三兩、家里四輪汽車兩頭尖、父母不能超過五十歲。”有當地農民將娶媳婦時女方提出的條件編成了“數字口訣”。 至于父母為什么不能超過五十歲，一位館陶農村男青年解釋說：“父母超過五十歲，需要照顧，將來還不能帶孩子！”“多現實啊！”坐在旁邊的一名男青年憤憤不平地說。 如今的高額彩禮之風，甚至在已結婚的小夫妻中也引發了矛盾。“我們村的一個小媳婦，嫌前幾年彩禮要得少，帶著孩子就回了娘家。”李建國告訴記者，“小媳婦宣稱，婆婆不給補上5萬元，就堅決不回家。” 越是家庭經濟條件差的，女方彩禮要得越多、提的條件也越苛刻。 “就擔心姑娘過門后吃苦，提前先要出來。”邢臺平鄉縣有農民告訴記者：一些經濟條件較差的家庭，借錢娶媳婦已是常事，“甚至有的貸款結婚”。 “目前涉及婚約財產糾紛的案件逐漸增多，呈上升趨勢。有的為追回婚約財產甚至引發了惡性事件。”作為基層法律工作者，就農村婚約財產糾紛日益增多的現象，呂善平最近在呼吁各方關注。
網絡時代的農村青年，婚戀觀念卻停留在20年前 對于時下專業媒人組織的程式化相親，張嘉概括為：“她問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她怎么問你，你就怎么問她！”而在他并不算短的“相親史”上，不同于這樣的相親交友，只有過一次例外。 說起前年的那次戀愛經歷，張嘉認為還頗有些戲劇性。“姑娘是一天晚上我用聊天軟件的‘搜索附近人’的功能，搜索出來的。”姑娘所住村莊與張家相隔三里地。 相比相親直奔主題的程式化問答，張嘉和姑娘在互聯網上的聊天可謂“天馬行空”。一聊十幾天后，張嘉得知姑娘還“沒婆家”，于是提出“見個面”。 有了之前的充分了解，兩人很快確立戀愛關系。雖然最終因為彩禮等問題，兩人沒能走到最后，但張嘉坦言，這才是戀愛的感覺。 記者了解到，在邢臺邯鄲一帶的農村青年中，有張嘉類似經歷的并不多。雖然邢臺、邯鄲一帶農村青年在北京、天津、石家莊等城市打工的不在少數，但絕大部分男女青年還是回鄉談婚論嫁。穿著時尚的他們在戀愛婚姻的途徑、方式上和二十年前基本一樣——由媒人帶著相親、訂親、結婚…… “即使是在外邊談了戀愛，一般父母的態度也是能攔住就攔住。”曲周李于子口村有村民告訴記者，當地農民還是覺得結婚對象是“本鄉本土”、“知根知底”的更踏實。 呂善平也發現，跨區域的農村婚姻，由于在生活方式、風俗習慣甚至為人處事上的差異，更容易引發夫妻、婆媳矛盾，離婚率較高。 于是，每年打工青年春節返鄉時，各村相親的汽車會把村子道路兩邊擠得滿滿當當。“跟趕廟會一樣！”崔博說，“哪個村都這樣！” 在李于子口村，記者了解到，和二十年前一樣，如果相親見面的男女感覺不錯，就會一起趕個集。“就是一起到集上轉一轉。”有村民對記者解釋，如果雙方感覺還可以，男方就給女方買件衣服；如果女方感覺不行，男方給買衣服也不接受。 趕了集、買了衣服，雙方接下來就會訂親。“很快！”這位村民告訴記者，從相親到談婚論嫁，就見個三四面。 呂善平在日常工作中注意到，農村青年中的離婚率有不斷提高之勢。“離婚率提高雖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人們思想意識在進步。”但這位法官同時認為，“閃婚閃離”與時下農村青年“結婚草率、離婚草率”的現狀也不無關系。 去年，許海寧曾試圖為農村青年男女搭建交友戀愛的網絡平臺，改變當地農村青年幾十年不變的婚戀方式，但卻以失敗告終。 “當時的想法挺好。”許海寧花200元購買了相親交友程序放在有關網站上。他還計劃依托這個網絡平臺，再策劃一些線下的活動，比如野炊、春游等。 雖然在《恐婚時代1》的片尾他還為此打了廣告，但這個相親交友平臺卻一直人氣低迷。“究其原因，不外乎由于害羞、不好意思，不愿參與。”他不禁感嘆道，網絡時代的農村青年婚戀觀念為什么還依舊停留在20年前？
